当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苏州城市发展史，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

有人说，诗人白居易与天堂苏州，是让人炫目的组合，如同郎才女貌的搭配，谱写的是一曲绝唱，万古流芳。

作这样的评价，完全是因为白居易在苏州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留下了白公堤，也就是现在的“七里山塘”！就是这样一个恩泽后代的“政绩”，让苏州后人对这位曾经的“市长”怀想不已！按白居易当时的名望，他完全可以停下劳碌的身影，穿越苏州千年的墨香，与吴地文人把酒唱和，遍历山水，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让苏州永恒！真的这样，苏州人民同样也会感念他！然而，他没有，他依然勤勉政事，展现出一位从政者的孜孜追求。

白居易与山塘的组合不是个案。其实，只要是人文遗迹，其间往往都蕴含着人的理念与实践。所以，当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苏州城市发展史，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

不妨沿着时间的经脉梳理。自唐以来，曾主持苏州政事人物灿若繁星：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范仲淹、孙冕、文天祥、姚善、周忱、况钟、魏观、海瑞、林则徐、吴云……

作为历史遗存，苏州的一些地名也透露出从政者的足迹，其中既有以官衔命名的，也有以姓氏命名的。如宋代的文丞相弄、周武状元巷、吴殿直巷、王枢密巷；明代的尚书里、朱进士巷、孔付司巷、学士衔、天官弄、申衙弄、吴衙场、谢衙前；清代的尚书里、彭义里，等等。

人物与遗存是这样密不可分，构成了苏州林林总总的人文景观，而这些景观就像散落的珍珠，组合成一幅清气逼人的历史文化长卷。

廉俭，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

公元788年秋天，大诗人韦应物拖着久病的身子、风尘仆仆赶到苏州，就任苏州刺史。当时，尽管安史之乱已经平定20多年，但唐王朝积患难除，元气大伤，朝政紊乱，民生凋敝。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韦应物开始了他在苏州的政治生涯。

可惜韦应物在刺史任上只干了三年，但他的勤勉与廉俭，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何为勤？古人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在韦应物身上，勤，体现在理赋税、勤政务、矜老疾、话艰困。他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注民生的疾苦。同时根据地方实情建议朝廷减免税赋，经常上山下乡鼓励农桑，可谓是百事操劳、呕心沥血。

如果说“勤于政事”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那么“廉俭”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苏州的最高长官而奢侈，他写下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五言古诗，记载了他以蔬菜瓜果宴请当地名士顾况等人，并以诗相酬的情景。其中 “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让人感叹，意思是自己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却没有看到人民生活安康，感到很惭愧。

他把“廉俭”作为生活方式，自己身体力行，对女儿也是谆谆教导。韦应物早年丧妻，膝下两女。他为大女儿送嫁的诗篇《送杨氏女》写道：“永日方戚戚，出行复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送别相依为命的女儿，其复杂、痛苦的心情跃然纸上，让人热泪欲零还住。然而痛苦中的韦应物不忘嘱咐女儿：“安贫守俭，莫期待完备的嫁妆，要孝敬公婆，言行自律。”诗如其人，其人德馨，如兰之馥。在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官员，一位把“廉俭”捧为圭臬的好父亲。

韦应物本是抱病而来，任苏州刺史三年时间里，他已重病难复，他只得辞官离任回乡，然而，他竟连路费也没有，只有“仁贤忧斯民，贱于甘所役”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辞官后，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自己租地耕种养活自己，两年后因贫病而死。

廉俭，在韦应物身上体现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恪守，而在汤斌身上，则多了一种倡导的意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自点名让汤斌出任江苏巡抚。那时的江苏指的是江宁和苏州一带，治所在苏州。江苏自古就是物产丰饶之地，是国家的粮仓。汤斌没有因来到富裕之乡而有丝毫奢华，他在苏州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破陋习，减赋税，移风俗，济灾民，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使江苏的社会风气大为改观。虽身处富裕之地，但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平时，他采野菜食用，每餐必须有一味豆腐，因为他姓汤，又喜欢吃豆腐，百姓戏称其为“豆腐汤”，虽为戏谑，但却真正体现了老百姓对他的尊重。“豆腐汤”这个外号叫出了清廉，同时也叫出了老百姓的爱戴。1687年，汤斌因病去世，终年61岁，他所遗留的物品中，只有床头竹筒中的8两俸银，同朝尚书徐乾学以20两银子相赠送，他才得以入葬。

韦应物、汤斌不是个例，苏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东汉末年，苏州的陆绩，任郁林太守，卸任回归故里时，除简单行装和数箱书籍外，竟然没有东西可带，以至于因船轻不胜风浪，难以入海航行。迫不得已，陆绩只好让人随意搬取一块石头压于船上，这才得以起航……这块石头至今仍在苏州文庙，被誉为“廉石”。暴式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任苏州西山甪里巡检司，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撤职，适值隆冬大雪，年关将至，全家竟无米下锅，只能以野菜充饥。

一种思想的起源、演进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轨迹和脉络。“廉俭”的坚守与弘扬，本就源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持身廉俭，因为把道德情操看得比物质财富更重要，因为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公而忘私必然做人廉俭，所以从苏州历代官员的事迹中读出“廉俭”这个传统道德和治邑思想，丝毫也不奇怪。正是“廉俭”思想，在苏州这块土壤上，生生不息、长久不衰，构筑起了苏州政治文化的基石。

厚徳，一种思想品德的弘扬

如果说“廉俭”是苏州历代从政者的思想基石，那么，苏州历代从政者则是把“厚德”作为品德基础而加以推崇和弘扬。“文化而润其内，养德以固其本”，他们在苏州的施政中，处处构筑“崇德美德、立言布德、颂贤彰德”的三重空间。

德，首先表现为“孝道”。《三国志·吴书》记载了陆绩六岁怀橘遗母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列入历代传颂的“二十四孝”之中。陆绩的“孝”，正是从正面宣德扬善，这是一个典型而具体的例子。

在苏州大街小巷、风景园林中，崇德胜迹、美德故事到处可见。沧浪亭的“五百贤祠”，不论是高山仰止的高官要员，还是隐迹乡野的弘学大儒，其中重要的事迹都与道德密切相关，要么是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要么是举道德之要而传授于民。

讲到“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不能不说到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任苏州知州。范仲淹是苏州的乡贤。苏州人尤其感念范仲淹之德，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除兴修水利恩泽桑梓外，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他将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不久，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水、环境优美的义宅。他对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建“义庄”，却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元代奉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这是何等的厚德之举啊！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同样也体现为对全体民众的“厚德”之爱。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 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他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在苏州任职时，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苏州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所在地，这真可称为“德广天下”。

陆绩、范仲淹等都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风尚就是一股清纯的源流，成为策励后来从政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