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中国青年杂志 2023-10-11 22:20 发表于北京 转载
全球视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普遍的规范性概念前提下，“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证性的案例。在人口众多且处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霸权压迫下的前工业化与半工业化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避免重复全球扩张与霸权压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刺激了世界的想象。它一方面突出了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面对的特殊困难；另一方面，它也承载了共同富裕、精神与物质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等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理想。
2021年10月18日，在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讲话中，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验，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需要“一个新的术语来定义”。旧有的“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无法应对当代挑战，需要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而重生、转型”。然而，我们也许并不需要像塔迪奇说的那样，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新的语词去描述这种实践。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是重新将视野放到实践中，放到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遮蔽的历史中，放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并描绘一个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与全球秩序话语。用这种话语，来描绘并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团结的、繁荣的、没有霸权的、平等的、人民的新世界。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政治领导权的行使，不仅是关于空间的技艺，需要“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天官•序官》)，更是关于“揆气定时”的时间技艺。如何度量时间，赋予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历史意义，并建立关于未来的集体预期，不仅关系到政治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塑造和维护，更关系到其未来集体行动的路径的选择。一个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必然需要对时间的度量，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中共建党一百年之际，探讨党史中的“百年”观念，可以为理解中共的领导力提供一个“时间政治”的视角。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这是毛泽东在1915年给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易昌陶的挽联中的两句。如果说陶渊明(或江淹)的“百年会有役”强调的是“辛劳”，毛泽东强调的恰恰是积极的奋斗和作为，他的一生验证了对“百年会有役”的这一转义。在他的思考和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看到中国文明深层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与外国文明成果相互激荡后所焕发的新的活力。这一切，均构成当代中国朝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时可以时时回溯的思想资源。
与民族国家、政治国家“先有国家后有人民”不同的是，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直接产生于革命，人民先于共和国在解放区孕育并经由革命型、群众型、先锋型政党政治而生。共和国因应革命形势变化所引发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势，不断拓展人民的范围，同时又承接了政治国家的阶级统治原则。
从用阶级想象人民，到用身份想象人民，再到用需要想象人民，人民有了三种形象：主权意义上当家作主的人民，治理意义上作为客体的人民，责任意义上积极主动的人民。人民的三种形象重塑了人民，再造了人民，人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然而，这些不同的想象、界定、分类与发现，如何团结人民而不是分化人民？如何界定、把握与凝聚民意？在什么场域发现人民等同于发现人民的代表，在什么场域又必须发现具体的人民？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将会赋予人民更丰满的形象，也会为我们建构更广泛的民主、更公平的自由、更有力的国家增添些想象力。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群众”与“人民”是什么关系？组织起来的“群众”是“人民”。组织起来，“群众”才能获得“人民”的权利和权益。
城市居民区是落实群众路线的最重要场所。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国的大多数党员生活在城市。群众路线首先是科层体系与500万基层组织和9500万党员的关系。
把“党建”工作重心向城市居民区转移，是决定性的重大政治举措，将决定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景。
坚持一切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以小为大、以下为上，党就能保持与群众的“骨肉”联系，赢得民心，保障“全过程”的“人民当家作主”，消除执政安全和执政正当性隐患。
群众路线是我国新时代的长治久安之道。近年来，群众路线在稳定边疆、消灭绝对贫困、战胜瘟疫的战役中居功至伟。在中美长期和激烈战略博弈之中，凝聚党心民心，实现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就特别需要战胜官僚主义，特别需要加强党与群众的骨肉联系，特别需要强调：“一切依靠群众”是政权伟力的源泉。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教育者的人民与作为被教育者的人民间需要一种有效的中介：它既源于人民，又高于人民，而始终属于人民、服从和服务于人民。这个中介，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本质，是一种先锋队组织，它吸纳来自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之达到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成员的要求。由于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我解放的前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党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种通过献身于无限伟大的事业整体而超越自我生命之有限性的意愿与意志，是构成人民的每一个体成员本来具足的。
党对人民所进行的教育，本质上是将人民最富觉悟、最无私无畏、高尚纯粹的品质特性加以充分的展现。因而，这种对于人民的教育，本身也是向人民学习的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作为觉悟的主体自己做自己主人、管理国家并管理自己的学习、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超越由自利的、孤立的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超越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因平等而民主，因民主而自由。
平等在此不但意味着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无差别的权利，更意味着一种觉悟的状态：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意识到，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才能成为自己，只有认识共同体的本质才能把握自己的本质，只有解放与自己拥有同样命运的一切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彻底地克服自我的有限性。
体证这种觉悟的平等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
——白钢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在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的制度成果基础上的中国之治。世界各国现代化梦想是相同的，而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多元的。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春色春方好。如果世界各国现代化之后都变成与西方同样模式的体制，这个世界一定是异常乏味的“历史终结”。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不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也为人类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中国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既不是多中心治理体系，也不是单中心治理体系，而是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1＋N”中心治理体系，是一个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是系统完备、充满活力、坚强有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伟大梦想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主体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包括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式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实践本身是一种学习机制，就是一种应用场景的“制度训练”与“政策训练”，需要根据实践反馈进行迭代创新，不断打补丁，不断升级。而不是陷入制度僵局。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决策——实施的政策循环，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五年规划、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都是中国制度体系中的迭代创新机制。
——鄢一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中华文化主张“以义制利、以道制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与西方基于个体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发展相比，有利于实现更协调、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避免了西方经济发展遇到的阶层、地区、宗教之间的剧烈冲突，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边缘化和依附的陷阱。
创造这样的奇迹，关键在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中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广大人民，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第二个关键词：需要(need)，而不是需求(demand)，而西方经济学里更多讲的是需求，有钱买的才是需求，需要的范围比需求要大得多。但是需求也不一定就是需要的，比如炫耀式、泡沫式的消费和投资，是需求，但是并不是需要。第三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需要而生产，而资本
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而生产。
——江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研究员
从党的百年共同富裕探索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重要经验：共同富裕是富裕自主体系、人民制度体系、富裕动力体系、富裕激励体系与效率体系、公平分配体系、创富能力体系、富裕正义体系等方面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富裕自主体系能够实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自主改革、自主开放，通过持续性的改革防止利益固化；人民制度体系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人民至上与人民民主，全民共享财富，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体化来防止
特权阶层与垄断集团过度利益掠夺；富裕动力体系通过持续推进生产力发展，防止低水平的平均主义陷阱；富裕激励体系与效率体系能够促进市场竞争与市场选择，激励价值创造者创造更多财富，防止无效劳动与无须生产，避免社会浪费；公平分配体系实行分配与贡献等量原则，实行按劳分配、按知识和产权等要素分配原则，防止侵害知识产权、财产权与劳动权；创富能力体系能够大规模开发人力资本，提升人的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能力，防止养懒人，能够提升执政能力、政务服务能力、安全管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与巨灾修复能力，防止发展因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而中断；富裕正义系统能够均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底线公平，发展慈善事业，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分裂。几个体系相互作用、互为保障条件，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断更新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实现生产增长、需求满足、品质提升、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从而不断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进而无限趋近于共同富裕的状态。
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进一步完善富裕自主体系、人民制度体系、富裕动力体系、富裕激励体系与效率体系、公平分配体系、创富能力体系、富裕正义体系，推进自主现代化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制度的现代化，促进产业链的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促进市场体系现代化和激励制度的现代化，促进公平分配体系的现代化、人力资本开发的现代化、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李军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历程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帝国主义、被纳入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经由长期充满曲折和苦痛的嬗变与转型，最终迎来的现代新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的就是“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新形态。正是因此，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成为这些古老文明中唯一不绝如缕、绵延发展到现代世界并获得新的生机的文明。
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势必会在中国内部促使生成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同时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它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融合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具有广大包容性和真正普遍性的独特文明，必然会反过来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发创一种同时具有中华文明特质和普遍历史意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文明自身即蕴含着朴素而浓厚的社会主义理念，这是中华文明能够接纳和吸收源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过，中华文明内蕴的社会主义基因毕竟是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崭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它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母体之中，是从中分娩出的极具叛逆性、革命性的新生儿。它的使命就是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进入一种更加理想、更加可欲的新型文明。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决然不同于人类社会过去常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甚至是幻想，也不同于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理性设计，而是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实质上，现代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现实性”，一种不断运动和发展的“现实性”，也就是它的“科学性”。
——刘晨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室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将犹如工业革命那样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新信息技术将构造万物互联互通的智能世界。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先进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我们的“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术”是现代信息技术，“道”和“术”在当代中国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大量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问题，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将能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
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避免传统东、西方治理体制的弊端，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将当年毛主席为救中国打造的操作系统升级为智慧操作系统。
与一百年前比，今天的中国和西方换了位置。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人类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体系下配置资源，可以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兼容，短期与长远目标的统一。
——李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